恩师何炼成引我进入经济学研究领域

我从事经济学研究，实属偶然。

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才知道还有文、理科之分。我从小喜欢数学，但由于上高中时是开门办学，理化没有怎么学，考理科没希望，就只好报考文科。在我的脑子里，所谓文科，就是中文，所以报考志愿栏填写的都是中文系（或新闻专业）。但大概是语文成绩不够好，没有一个大学的中文系录取我。77级学生进校一个多月了，我还在农村种地。后来听说一些成绩不错但没有被录取的“老三届”考生给邓小平写信，中央决定扩大招生。我不属于“老三届”，所以并未抱什么希望。1978年4月中旬，我突然收到了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我是搭了“老三届”的便车进大学的。

我被录取在政治经济学专业，不是我报考志愿里写的中文专业。入学后方知道全班50位同学都是扩招来的，这个专业是何炼成为首的8位老师（被称为“八大金刚”）借扩招机会申请新办的。录取的时候，他们搬来上千份被其他院系放弃的考生档案，坐在地板上反复挑选，生怕漏掉一个优秀的考生。和其他49名同学一样，我就这样被何老师拣了出来。要不是何老师，我大概没有机会学经济学，也许根本就没有机会上大学。

也许因为7 7级是“长子”，全班同学又都是被遗弃后一个一个拣回来的学生，何老师对我们特别关心，甚至可以说是疼爱。记得报到的当天晚上，何老师就来宿舍看大家。我是班里最小的学生之一，何老师对我们小同学格外关切。何老师问我的名字后，自己重复了一遍，还摸了摸我的头，问我老家的生活情况，让我一下没有了最初的拘谨。

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何老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。尽管高中毕业时，李务滋老师曾送我一本苏联人写的《政治经济学》，但对我来说，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一个生疏的概念。好在何老师讲课非常生动，让我听得津津有味，甚至这种讲解使我回想起在家乡时用鸡蛋换盐的故事，何老师的第一堂课就让我喜欢上了经济学。何老师教学的认真态度可以说是少有的。他讲课条理清晰又充满激情，像剥洋葱似的由表入里；每讲一章（或一节），他总要布置一些作业给我们，其中有些作业是简单地回答问题，有些则是要学生写文章（短文）；所以上完他的一学期课后，除学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外，自己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。

我刚进校时，看到那么多城里的同学，知识面比自己宽得多，对任何问题都能侃侃而谈，我有点自卑，是何老师给了我自信心。记得第一学期，何老师经常组织同学们讨论，每次讨论由一位同学主讲，其他同学提问。我第一次主讲大概在开学后二三周，讲的内容是关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，举的例子是绵羊与斧头。尽管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，陕北方言重，同学们反映还不错，何老师也表扬了我。还有一次，我写了一篇关于陕北农村收入分配的短文，何老师写的批语建议我向报纸投稿。尽管我并没有投，但他的批语使我倍受鼓舞。

常常听说不少大学老师总是按自己的模子塑造学生，要求学生按老师的观点想问题，写文章，但何老师从不这样。事实上，他总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我上研究生后，常常谈一些在当时看来是“离经叛道”的观点，何老师不但没有批评我，反而鼓励我。他的唯一要求是：“言之有理”“论之有据”“自圆其说”。在研究生期间，我组织了一个读书班，专门学习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，每次由我主讲（我感到最好的学习办法是讲课）。因为我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，有人认为这是走歪路。何老师知道后，不但没有批评，反而非常高兴。我到北京工作后，有人说我的微观经济学很地道，我想，这与何老师的“自由放任”政策分不开。

何老师的自由放任也给他自己带来过麻烦。1983年8月，我在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了《为“钱”正名》一文，很快在“反精神污染”运动中受到全国性批判，被省委列为陕西8大自由化分子之一。作为经济系主任和我的硕士导师，何老师面临巨大的压力，多次被上级要求写批判文章。他很不情愿，拖了几个月，最后不得不写了一篇敷衍了事。但他从来没有当面训斥我，反而要我别有心理压力。我知道自己给他惹了麻烦，他是代我受过，所以我心存感激，也深感内疚。反精神污染后，何老师并没有吸取教训，为我制定什么清规戒律。我也依然我行我素，任凭思想自由飞翔。1984年4月，我写了《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》一文，提出以“放”为主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。我的价格改革思路本质上是否定计划经济的，与当时流行的正统观点背道而驰，但何老师认为“言之有理”，同意我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写硕士论文。有人为我捏一把汗。好在10月份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，政治气候比较宽松，年底我顺利通过论文答辩，何老师很自豪他用“民主”的方式培养研究生。是啊，如果没有何老师的民主精神，我的双轨制改革思路肯定胎死腹中，甚至压根就不可能坐胎。

文章来源：《文科爱好者(教育教学)》 网址: http://www.wkahzzzs.cn/qikandaodu/2021/0105/516.html